如何打造“五外联动”新生态 提升全球“含深度”？

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、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加速推进的背景下，深圳如何通过更好推动“五外联动”，巩固国家开放型经济重要节点城市的地位，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开放枢纽，全面提升高水平对外开放质量和全球“含深度”，为我国提高规则话语权、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发挥“深圳作用”？

近日，市政协举行主席会议专题协商会，为助力深圳打造“五外联动”新生态，推动“五外”深度融合、系统集成，切实发挥“1+1>2”的协同放大效应建言献策。

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，深圳始终以“五外联动”为抓手，探索高水平开放与高质量发展的深度融合。

今年5月，市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牵头启动“实施‘五外联动’，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”重点课题调研，成立外贸、外资、外包、外经、外智等5个调研组，并联动开展“助力深圳企业出海”理论研究课题。

据介绍，整个重点调研共发动100多名政协委员，会同市商务局、市科技创新局、市投资促进局等职能部门，以及市进出口商会、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等商协会组织，举行各类型调研座谈会10余场，累计200余人次参加活动，并发函至上海市政协、浙江省政协开展函调工作。5个调研组还根据各自研究重点，走访了多个企业、商协会机构。

调研组全面梳理了我市“五外联动”领域的现状和问题，并提出有针对性、可操作的措施建议，最终形成“实施‘五外联动’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”系列调研报告， 共包括1份总报告、6份分报告以及31篇发言材料汇编，共计20余万字。调研组紧扣结合深圳发展实际和事权范围，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，围绕破解外贸、外资、外包、外经、外智等领域瓶颈，在总报告提出6个方面33项138条具体建议供市委市政府决策参考，助力深圳全面提升高水平对外开放质量和全球“含深度”，巩固深圳在全球经贸网络中的枢纽地位和竞争优势。

专题协商会上，综合开发研究院（中国·深圳）院长助理、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专家郑宇劼代表课题调研组作总报告发言。

郑宇劼提出，调研发现，深圳开放型经济已进入以制度创新、资源协同和全球链接为核心的新阶段。深圳应锚定国家战略，紧抓APEC机遇，积极扩大自主开放，构建“五外”协同新生态。其中，在“强联动”上，他建议要抓住APEC会议机遇，加速与亚太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对接，并在服务贸易、人才流动等方面实现开放的深化与便利化，打造制度型开放先行区。同时，全面融入“一带一路”高质量发展，输出“深圳方案”。郑宇劼还提出，要健全高层次协调机制，成立“五外联动”工作组，破除壁垒，强化跨部门协作。建设数据共享与监测平台，动态跟踪政策落实与企业需求。

全国政协委员、深圳大学开放与创新发展研究院院长顾学明提出，经贸规则议题逐步向知识产权、环境、国有企业、产业政策等边境后措施延伸。深圳要加快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，倒逼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，更好增强对国际规则的适应能力。顾学明还建议，要把握好2026年APEC会议在深圳举办的历史性机遇，积极扩大自主开放，进一步提升与香港发展的关联度，研究制定重点国别、重点领域合作指导文件，加大力度培育东盟、“一带一路”共建国家合作市场，以多元化市场战略拓展国际循环空间。

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，对稳增长稳就业、构建新发展格局、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。

代表外贸组发言的市政协委员、深圳市进出口商会执行会长、福田区供应链科技金融协会法人兼执行会长刘向阳建议，要加强数据资源共享与数字化转型支持，提升贸易促进平台功能，健全出口管制风险防控体系。

同时，他提出，要支持跨境电商新业态新模式发展。争取推进通关、税务、外汇等监管创新，营造有利于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的制度环境，支持外贸企业通过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拓展销售渠道、培育自主品牌。

刘向阳还建议，要创新发展数字贸易。他建议在前海、河套等区域先行探索的基础上，推动国家层面统一数据跨境制度， 试点“数据安全评估快速通道”，建立高效、便利、安全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，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。拓展数字贸易平台载体，争取在前海、河套等地推动建设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，做优做强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。

如何着眼于落实综改“2.0”版，打造外资投资首选地？市政协委员、香港“一国两制”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方舟代表外资组发言。他认为，要深化深港金融合作，探索设立深港“创投通”，吸引更多以美元计价的境外基金投资深圳科技企业，提升境外资本对深圳企业的投资积极性。同时要利用好香港正在探索区块链和数字货币金融的特殊条件，探索和香港合作创新区块链和数字货币的应用场景，吸引更多跨国公司区域总部和功能中心在深港布局。

方舟建议，要引导优化外资产业分布及外资准入领域，应把外资统筹纳入全市“20+8”整体布局，对接CPTPP、DEPA等规则，制定外资准入“深圳版正面清单”，进一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。

全国政协委员、市政协委员、银迅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庄紫祥代表外包调研组发言时表示，随着传统货物贸易面临关税壁垒、物流成本等挑战，许多企业正从“卖产品”转向“卖解决方案”，催生了大量外包需求。深圳作为首批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之一，服务外包执行额稳居全国前列，以游戏出海为代表的新兴业态成为重要增长极。华为、腾讯等龙头企业的离岸外包业务，为中小企业提供了配套需求和“走出去”的机会。

如何推动深圳外包高质量发展？庄紫祥建议，应加快发展知识密集型服务，推动软件研发、人工智能、信息技术外包等领域提升能级。支持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服务外包领军企业，推动“装备+服务”“工程+服务”整体出海模式，释放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深度融合的“乘数效应”。同时，要推动“深圳制造”向“深圳服务”转型。引导制造业企业由单一产品供应转向“产品+服务”的综合解决方案输出，探索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服务型制造“深圳模式”，让服务外包成为深圳先进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深圳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，肩负着通过深化对外经济合作、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战略使命。北京大学深圳研究院产业金融研究员、深港产学研基地企业出海、ESG负责人何萍代表外经调研组发言时认为，深圳应构建“信息引导、集群出海、服务护航”的全链条外经发展促进体系。

在集群出海方面，何萍表示，要激发“链主”引领动能，构建全链协同出海新模式。她认为，深圳经济的特点在于拥有完整而富有韧性的产业链。因此企业出海，不能是“分散出海”“各自为战”，而应是“体系化布局”“协同化发展”。要通过完善的配套政策和激励体系，鼓励和支持“链主”龙头企业将自身的海外市场信息、产能合作机遇与产业链配套企业共享。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项目联合体，带领上下游企业共同参与，变“个别对接”为“整体对接”，极大增强企业整体谈判的实力和影响力，形成更强的抗风险能力和整体竞争力。

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粤港澳大湾区律师顾问小组成员、北京市道可特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黄善端认为，提升企业的“出海力”，应开发“认知力赋能工具箱”。首先是开发场景化决策沙盘。黄善端认为，可联合华为、腾讯等技术领先企业，共同开发“出海沙盒系统”，系统内嵌入政治博弈（如中美贸易摩擦推演）、合规冲突（GDPR罚款测算）等模块，企业可通过模拟操作，预判风险链传导路径，提前制定应对策略。其次研发合规知识图谱引擎，即基于深圳出海律师事务所的数据库，按照数据合规、劳工法等专业领域以及国别匹配度，生成“服务能力热力图”，企业能够一键筛选出符合自身需求的服务机构，有效规避误选高价低质服务的风险。

市政协常委、市贸促会二级巡视员、致公党深圳市委会副主委杨浩勃认为，应多措并举提升深圳“五外联动”含“侨”度。其中，在助力企业出海方面，她建议，可参照“一带一路”华语律师联盟的做法，联合海外华人华侨中的专业人士成立更加广泛的华语服务联盟，建立并动态调整专家导师团，为深圳企业出海提供海外法律咨询、财务审计、税务筹划、市场调研、风险评估等全方位的专业咨询服务。

在全球化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，外智的引进、利用与协同已成为驱动城市创新、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关键要素。

代表外智调研组发言的市政协委员、深圳欧美同学会副会长、哈尔滨工业大学（深圳）信息学部党委书记田佳峻提出，要构建“大外智”人才生态体系，从“技术单核”到“生态多元”，将精通国际规则、涉外法律、跨境金融、国际财税、合规管理、关务事务及跨文化沟通等领域的专业人才，纳入核心外智人才范畴，并予以认定政策支持。

他认为，应主动作为，紧密围绕我市“20+8”产业集群布局及企业出海需求，实施“大外智人才地图”项目， 增设“国际合规官”“跨境数据安全顾问”“海外财税经理”等新兴岗位，并在已发布及未来将发布的重点产业高端紧缺岗位清单中，强化对国际通用技能人才的需求画像。

此外，田佳峻还建议，要建立“引育协同”的双向赋能体系，面向大湾区打造国际人才枢纽，为深圳更高水平开放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。